创新经济研究是否会出现“创造性破坏”？

在新的时期，各种学术资源有可能出现新的组合，也有望激发创新研究领域的“创造性破坏”或范式转型

文｜顾昕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又译莫基尔、莫克）、宏观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又译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一如往昔，此次授奖在中国学界激起了不同的波澜。一般经济学界（并非指其研究水平一般，而是指其研究领域并非限定）普遍对三位诺奖得主赞赏有加，尤其是对以“创造性破坏”研究而享誉经济学界的阿吉翁和霍伊特获奖颇感欣喜，对阿吉翁还颇有亲切之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创新研究或创新经济学界则颇有微词，认为诺奖颁给创新经济研究者固然是好事，但创新经济学主流学者及其贡献却遭到漠视。研究范围更广且学术范式更为多元的创新研究学界则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反响冷眼旁观，颇有脱魅之态。

任何个体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偏好，诺奖委员会、诺奖评论者和诺奖旁观者自然都不例外。对不同的学术偏好评头品足以争高下并无意义，但梳理一下偏好的多样性并揭示其学术理据，则有助于开拓视野，推动创新，甚至在学术领域激发“创造性破坏”或者说范式转型，亦未可知。

诺奖的偏好：主流经济学研究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偏好，对于脑筋不太糊涂的学者来说，可谓众所周知，即青睐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而言就是新古典主义，其中既包括俗称淡水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包括俗称咸水学派的新古典综合派，还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非主流经济学代表获奖者寥若晨星，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又译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公共管理学者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组织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其自选中文名司马贺）以及基本上已经开始跻身主流的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塞勒（Richard Thaler，又译泰勒）等。诸多公认杰出的经济学家直至仙逝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属于笔者敬仰偏好之列者包括知识分子赫尔希曼（Albert Hirschman）、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Mansur Olson）、不平等经济学奠基人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以及尊崇偏好之列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纳尔逊（RichardNelson）、青木昌彦、鲍莫尔（William Baumol）等。

在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莫克尔多少有点儿令人意外，但只要浏览一下其主要研究成果，意外之念就会一扫而光。莫克尔秉持了诺斯（Douglass North）的思想，通过史学研究尤其是对英国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创造性破坏”的精深研究，证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睿识，这与2024年三位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运用历史计量方法证明诺斯命题，殊途同归。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克尔将诺斯有关非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思想落实为深入细致的历史叙事，从而揭示了“知识文化”和“启蒙经济”对创新的持续勃发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莫克尔经济史研究对创新研究的贡献，在创新经济学领域得到公认。由经济学大师阿罗（Kenneth Arrow）参与主编、北荷兰公司出版的“经济学手册”丛书可谓经济学人必研读、必引证的参考文献，其中《创新经济学手册》中第二章“经济史对创新和技术变革研究的贡献：1750-1914”，就由莫克尔撰写。2025年，莫克尔为第二作者的论著《通向繁荣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1000-200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其第一作者格雷夫（Avner Greif）和第三作者塔巴里尼（Guido Tabellini）在关注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者当中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学者。窃认为，阅读此书没有汗颜之感的中国学人，要么学术品位不高，要么学问追求不旺。顺便说，莫克尔是在荷兰莱顿出生的犹太人，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笔者曾在莱顿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可惜的是，尽管始终对文化、制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不乏兴趣，但在求学期间，笔者未接触到莫克尔的学问；在成为专业学者之后，其专著《启蒙经济》、《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和《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及其参与编辑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虽不至于蒙尘，却也静置于书架之上。对此，一个小小的借口是，这四本书的作者（或编者）署名分别为莫克尔、莫基尔、莫基尔和莫克，说实话，笔者浏览这些书的时候蒙圈了。

相对而言，阿吉翁和霍伊特获奖对于具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学者来说毫不意外。他们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将创新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开创者熊彼特颇具仙气的思想“创造性破坏”变身为经济增长理论脉络下的一个精巧模型。实际上，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是古典增长模型，其提出者索罗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索罗模型中，解释变量只有资本和人力投入，但这两个变量只能解释大约30%的经济增长。索罗明确指出，在剩余的70%中，技术变革是大头。后来，索罗模型未尽明确的因素被称为“索罗剩余”，并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文献中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度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中国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度量指标。

在古典增长理论的指引下，打开索罗黑箱，或者说搞明白“索罗剩余”中有哪些东东，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学术增长点。很快，一批学者将技术变革从外生变量变成了内生变量，亦即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之列，由此发展出内生增长理论。这一学术大厦的门神罗默（Paul Romer）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经济学大师阿罗通过“干中学”理论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界人称三杰（即三个男人）之二的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通过技术互补和传播理论，都为这一学术大厦增光添彩。阿吉翁和霍伊特正是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不同经济部门兴衰幻化为新的解释变量，建构出“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从而将原本在熊彼特那里颇为捉摸不定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模型化为可供指引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综合派的学问对于经济学人来说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原创性模型可以衍生出很多细分模型，从而为实证研究开辟道路，于是大量经济学人，既包括原创模型的提出者也包括“青椒们”，可以运用各国各地不同领域不同时段的各种数据库，对模型进行检验；其二，新古典综合派既强调有效市场，又重视有为政府，因此在其模型中，既有体现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性变量，又有体现行政机制运作的政治性或政策性变量，而一般来说，一篇论文只能纳入少量解释变量，因此这一派的学人只要勤奋就可批量生产论文；其三，这一学派所使用的数学工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均可掌握，少数高智商本科生就能将其功法熟稔于心。

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学术产能”异乎寻常，各种理论模型的创新者、追随者、学习者、应用者前赴后继，绵延不绝，从而形成经济学主流中的主流。阿吉翁本人就是一例，他与霍伊特提出“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之后，不仅与霍伊特继续合作，而且还同许多学人、学生合作，发表了大量实证研究论文，其高产可与阿西莫格鲁有一拼。这两位学者被中国经济学“青椒”们称为“阿神”和“鲁神”，也是哈佛与MIT经济学（咸水学派）良性竞争、高质量发展的代言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与五位学者（包括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合撰、在国际知名经济学学刊《美国经济学刊：宏观经济学》上发表的“产业政策和竞争”获得了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此文是中国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的开篇之一。“阿神”下凡，意味着那些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数理模型接了地气，让中国经济学人尤其是“青椒”们，倍感亲切。

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自其在1992年正式发表之后，很快就成为经济学的“流量明星”，且在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创新领域霸屏学刊30余年。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中文经济学学刊中，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尚未成为流量明星，更谈不上霸屏，只有少数顶刊论文才加以采用。中国内地深研增长的学者大多留恋于内生增长模型的温柔乡，从而陷入了“中等学术陷阱”。这与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的数学分析工具稍显繁复、创造性破坏的度量稍有难度、相关数据的获得稍微费劲有关。曾有一位复旦“青椒”运用阿吉翁-霍伊特模型深耕熊彼特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中的创新行动加以实证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学刊发表50多篇论文，成功名列全球经济学家高端5%之列，现已跳槽澳门大学。

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性可谓众所周知，“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也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国策的基石。但是，似非而是的是，创新经济学长期以来并未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熊彼特虽然与凯恩斯齐名，但前者的思想和学问在主流经济学界可谓空谷足音，而后者则是开枝散叶，门徒众多，并在政界影响力巨大。实际上，将熊彼特传统纳入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人是鲍莫尔，他将创新行动或企业家精神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考察了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对于这一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他也是前述《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的编者之一。笔者一直认为，如果诺奖要颁给研究创新的主流经济学家，鲍莫尔与阿吉翁和霍伊特为首选。可惜的是，鲍莫尔2017年以95岁高龄仙逝之前始终没有等来来自瑞典的电话。其中的学术缘由，如果一定要探究的话，可能在于鲍莫尔创新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非平衡（或均衡）增长模型。由鲍莫尔与赫尔希曼提出的这一理论模型，一度在发展经济学中颇有影响力，但后来逐渐式微。与此同时，鲍莫尔的杰出经济学贡献较多，另一个闪光贡献就是“鲍莫尔成本病”的界定及其产生机制的厘清，对于我们认识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以及文化产业和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其学术闪光点较多，诺奖委员会成员也是凡人，难免会眼花缭乱。

作为20世纪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赫尔希曼也是一样，其学术生涯后半期出版的一系列“小书”，均蕴含着深刻而又多重的智慧，这也会令专长于某些学术领域的职业学者有摸不着头脑之感。鲍莫尔和赫尔希曼的发展经济学思想，有无可能在当今“创造性破坏”学问以及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研究大增进的背景下，通过既有学术思想资源的创新性组合，并在赫尔希曼复兴的学术潮流推动下，实现凤凰涅槃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韦森先生，以期激发一些“头脑风暴”。

创新经济学的主流：演化经济学

创新经济学长期以来并未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意味着创新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创新经济学逐渐成长壮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光彩夺目的建筑群了。创新经济学对于那些并不研究创新的一般经济学家来说，就宛若浦东天际线之于那些被媒体多年洗脑近年才踏足中国的西方游客。创新经济学的成果早已蔚为大观，但2025年诺奖显示，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田杰棠所说，主流经济学尽管认可了创新研究的价值，但认可的不是创新经济学的主流。

与新古典主义分庭抗礼，对演化经济学来说，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缘于与新古典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关注、重心和方法，演化经济学在企业成长、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创新拓展、技术变迁、制度变革等诸多领域，硕果累累；但是，也正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诸多迥然不同之处，使演化经济学不仅始终无法撼动新古典经济学的王座地位，而且也始终无法建构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从而在经济学中引发一场“创造性破坏”或范式转型。

首先，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头可谓庞杂，其鼻祖既包括马克思、凡勃仑、熊彼特、李斯特、哈耶克等，也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开山祖师爷马歇尔，其被其不屑新古典门徒遗忘的思想被重新挖掘出来。可是，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混杂在一起，就宛若金庸小说中不同武学的内功真气注入令狐冲的体内，非修习少林武学至高无上内功《易筋经》所不能化解，这使得演化经济学的学生因功力甚浅而无法在短期内精修这门学问。其次，演化经济学的武功套路不仅依赖于定性研究和历史分析，而且还秉持方法论整体主义而不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使其研究套路具有“默会性”，较难形成“可编码知识”（这是创新经济学或创新研究中大为流行的术语），这使得演化经济学学子在短期内难以习得足以涉足江湖的一招半式。再次，演化经济学不仅在历经40余年发展之后依然没有一个可以号令群雄的理论框架，反而与诸多社会科学学问通过跨学科融合派生出内容与风格各异的新学术流派，例如历史制度主义、法国调节学派、复杂经济学或社会经济生态体系研究（即圣塔菲学派）等，这难免让其学子无所适从。最后，生物学隐喻的使用无法使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抽象水平提高，数学建模工具的精进势在必行，可是尽管此方面的进展颇丰，但无奈相关数学工具过于精深，远非大多数经济学青年才俊所能习得，哪怕其勤勉如郭靖。

当然，正如武侠世界一样，任何学术流派都有高人辈出，也有其大放异彩的江湖。演化经济学最为出彩的研究领域，无疑是创新经济学及其细分领域如技术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其从开始到现在始终具有多学科色彩，在纳入主流经济学手册丛书的《创新经济学手册》中，第5章“科学经济学”的六成内容是综述科学社会学的成果，第8章综述了地理学中有关创新的发现，第13章“集体发明和发明家网络”的第一作者鲍威尔（Walter Powell）则是组织社会学领域学术贡献名列前五的大家。因此，对于“创新经济学”来说，更准确的标签应该是“创新研究”。

正如《牛津创新手册》开篇文献综述一章所述，创新研究在当时既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在最著名的大学产生。1965年在英国萨赛克斯大学成立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是创新研究史上第一块里程碑，其创始主任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以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并开展若干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而影响深远。1972年，弗雷曼担任创始主编的《研究政策》创刊，现在已经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的顶刊，创新研究者不在其上发文是难以扬名立万的。SPRU培养的博士生后来大多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的中坚人物。此后，不少以SPRU为标杆的创新研究机构在欧美和亚洲设立。同时，颇有一些脱离新古典经济学师门的杰出学者进入创新研究领域，从而把有关创新的知识带进知名大学，并且自己也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知识增进上贡献良多，其中最杰出者就是公认为创新经济学的主流代表人物纳尔逊和复杂经济学的扛鼎人物阿瑟（W. Brian Arthur）。

在2025年诺奖官宣之后，中国创新研究领域普遍的吐槽之声是，如果要颁奖给创新经济学家，那么在创新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者并在该领域贡献最卓著者当属纳尔逊。纳尔逊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人，被誉为创新经济学的灯塔，也是国际熊彼特学会的终身荣誉主席。纳尔逊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正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人物和主要贡献者之一。纳尔逊早期论文的思路也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例如他与同门师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合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他对技术进步和扩散的关注也源于对打开索罗黑箱的学术兴趣。但他在学术奥德赛期间（尤其是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接受了演化经济学思想的熏陶，并在回到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期间与其在兰德公司的前同事也是其同门师弟的温特（Sydney Winter）合作开启了演化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学术之旅。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撰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后来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经典，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总引证量超过五万，并在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研究领域成为被引次数最高的单部文献，而阿吉翁-霍伊特模型论文的引证量仅为一万出头。

实际上，纳尔逊与温特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奠基的经典论文大多刊发在主流的经济学顶刊之上，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刊》《经济学季刊》上，这显示出主流经济学对于来自非主流学派的挑战也保持欣赏之态。在这些论文中，纳尔逊和温特对创新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熊彼特竞争”的概念，并与“新古典竞争”进行了区分。在新古典竞争中，不同的企业在价格体系的指引下致力于将既有资源进行边际性最优配置，而在熊彼特式竞争中，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发展出特异性甚至是怪异性的能力。这一区分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可谓至关重要：所有那些未能致力于熊彼特竞争的企业只能在利润近乎于零的“内卷式”竞争中挣扎，而打破内卷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在熊彼特式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始终致力于让索罗黑箱中的技术进步见到天日，纳尔逊特别关注后辈学者罗默发表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同罗默合撰一文，分析这一模型对创新解释力的不足。1996年，纳尔逊在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出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三聘教授之时，出版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此书在2001年出了中译本，中译修订版2022年出版，由纳尔逊在中国的间接传人、我的前同事封凯栋撰写了长篇导读。

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纳尔逊的主要学术耕耘田地就是创新经济学。在创新经济学领域，他与弗里曼以及荷兰学者隆德维尔（Bengt-Åke Lundvall）共同合作对国家、地区和产业层级创新体系建设的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而且还推动国际组织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启了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咨询项目。创新体系的研究也在中国成为创新政策研究主流中的主流，对于中国政府确立以创新拓展引领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创新研究者，尤其是遵循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学者，都是纳尔逊的间接弟子。

纳尔逊于2025年1月去世，享年95岁。《研究政策》此后发表长文，详细梳理纳尔逊的学术成果及其贡献，笔者此文所述，真可谓是挂一漏万。诺奖的传统是只颁给在世的学者。考虑到诺奖在全世界的社会影响力，考虑到创新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考虑到诺奖也有颁给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先例，考虑到促进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进步意义，创新研究者难免为诺奖没有早一点颁给纳尔逊而感到惋惜。实际上，笔者在教学和私人交流多次感叹，如果诺奖能早一点让鲍莫尔、纳尔逊分享，或者再加上一位在企业家精神领域贡献卓著的奥地利学派学者（我心目中是柯兹纳，Israel Kirzne），那么创新研究将在全球取得更多更有意义的创新。

创新研究或创新经济学需要范式转型？

当然，本文的旨趣并非在为创新经济学的主流抱屈，而是试图探究创新研究出现范式转型的可能性。“范式转型”是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提出用来解释科学革命的一个概念，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真可谓异曲同工。科学也好，技术也罢，或者更广泛的知识，其演进和发展，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范式转型过程。知识的渐进式完善或者边际性改进固然不无重要性，也值得追求，以致在中国教育界，任何学位论文（哪怕是本科学位论文），都要专辟小节自述“创新之处”。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新的范式出现，而随着新范式的追随者逐渐形成新的科学/知识共同体，并取代了旧范式下的既有共同体，科学革命、技术变迁或知识进步就发生了。

前文已述，创新研究或较为狭窄的创新经济学，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态势，尚未出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而是有着多样化的理论范式。这些范式，不仅包括上文详述的演化经济学，尤其是重视创新体系在国家、区域、城市和产业层级的高质量发展；包括战略管理学，其重点在于从资源动员、动态能力建构和知识创造的视角探究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知识管理之道；包括探究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融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思路；包括专研科技和产业创新技术和工程之维的范式；还包括从科技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学域汲取思想资源来考察经济创新理念和认知之维范式转型的视角。

毫无疑问，学术范式的百花齐放不无益处。正是多元范式的存在，意味着众多学术资源的丰裕。那么，在创新研究领域，有无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既有资源的新组合并引发对既有研究的“创造性破坏”，或者库恩意义上范式转型呢？在笔者看来，创新研究或创新经济学的创新，既有可能也值得追求。上文提及的赫尔希曼-鲍莫尔不均衡发展理论的凤凰涅槃，可能仅仅是局部或细分领域的一个“创造性破坏”，而更具有广泛影响的创新之道，在于突破既有创新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对立或者行政与市场机制权衡的二分法框架，在国家与市场之外引入社会，或者在行政和市场机制之外引入社群机制。

实际上，有关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学术资源在既有创新研究中已经非常丰富了。在主流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中，尤其是在阿吉翁-霍伊特模型引领的实证研究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运行，或者说行政和市场机制诸多维度的实际效果，得到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但在这些研究中，鲜少看到社会的影子，更没有对社群机制的考察。莫克尔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史重点考察了知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却没有深入到社群机制对这些影响的作用，用计量经济学论文的套路来看，缺乏机制分析。演化经济学引领的创新经济学主流，无论是就国家、市场和社会多方主体在创新体系中网络化协作互动的演化，还是就制度建构和演化对创新体系的影响，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管理学范式的创新管理与战略研究，无论采用哪一个或哪几种具体的理论范式，都展示了社群机制在创新型企业中的运作。在创新研究领域流行的一些思想，如开放式创新、竞合、开源、三螺旋模型等，实际上都是社群机制运作的变奏曲。

有关社群机制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中早已存在，但在经济学中却长期遭到忽视。这一格局在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奥斯特罗姆2012年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奠基人、专研行政（等级）与市场权衡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真正学理依据在于前者深研了在行政与市场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即社群机制。在奥斯特罗姆看来，社群机制可以也应该在很多事务（尤其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上成为超越政府与市场的第三种选择，甚至是主导性的选择。以社群机制主导的治理格局被称为“多中心治理”，成为奥斯特罗姆领衔的布鲁明顿学派的商标。可是，布鲁明顿学派“多中心治理”的范式，只在政治科学和公共管理学中大有影响，而在经济学界，奥斯特罗姆的学问基本上被视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演化经济学另一位思想大家鲍尔斯（Samuel Bowles）提出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三分法，为新的经济治理乃至公共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笔者曾经发表过学刊论文，将其三分法引入到创新体系的研究之中，尽管有一些转载或引证，但可惜没有多大影响力。鲍尔斯所著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不仅基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布鲁明顿学派的学问）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华，成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著。笔者在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英才班所授的公共经济学本科课程中，将鲍尔斯之作推荐为课程首要参考书，而对学生已经修习过的经济学课程中常用的主流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只是简要提及。鲍尔斯现在已经加盟圣塔菲学派，同阿瑟等一同开辟复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研究的新篇章。

所有这些学术资源，不管是在狭义的创新经济学领域之内，还是在更为广阔的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可能出现新的组合，也有望激发创新研究领域的“创造性破坏”或范式转型。创新经济研究的新知识盛景能否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实践盛景交相辉映，端看中国学者是否有负于新时代的重托？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编辑：苏琦

责编 | 王祎